“伴随诊断”和“靶向治疗”是肿瘤个体化精准治疗最重要的两大工具。与化疗相比,二者的结合更有助于提高患者群体的生存率,改善治疗预后,降低医疗开支。
大熊之所以关注伴随诊断,是因为与我们重仓的一个标的有一些相关,是时候重新对行业进展做个更新和梳理了。不求面面俱到,但求把握主要脉络。
伴随诊断是精准医学的入口,临床意义是不容怀疑的 肿瘤本身具有异质性和进化性等特征,同一种药物对不同患者的疗效可能完全不同。靶向药物通常只作用于携带特定基因突变的肿瘤细胞,而对不携带基因突变的肿瘤患者疗效不佳,甚至不如化疗。 因此必须对患者进行分型,从而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。这个通过生物标志物检测对患者进行分型,进而指导靶向用药的过程就是伴随诊断(Companion Diagnostics, CDs)。近些年由于靶向药、免疫治疗的广泛应用,带动了这个细分领域的蓬勃发展。 你可能并不非常熟悉伴随诊断这个概念,然而实际上出现的时间不短了。最早的伴随诊断起始于1998年,与FDA批准的抗乳腺癌药物赫赛汀有关。赫赛汀(Herceptin)是一种靶向HER-2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,它在约20%浸润性乳癌中HER-2扩增。赫赛汀上市的同时,一种名为HER-2过表达的“伴随诊断”检验被FDA批准。它的检测结果可以告诉医生哪些患者属于那20%,哪些不是,只有HER-2异常扩增的那部分患者接受赫赛汀治疗才会取得好的疗效。 所以你看出来了,伴随诊断是精准医疗的一个入口,对于预测患者针对特定药物的治疗反应至关重要。目前获批的产品中,用于非小细胞肺癌(NSCLC)和乳腺癌的产品占比最大。从更大的范围看,伴随诊断市场可细分为肿瘤、心血管疾病、中枢神经系统、炎症及病毒感染。其中肿瘤仍然是伴随诊断应用最成熟的领域,尤其是相关生物标记物研究最热的领域。 伴随诊断还处在起步阶段,目前国内市场空间约30亿,但增速可观 有人把2018年作为中国伴随诊断的元年,合理与否暂且不论,但至少可以说中国的伴随诊断市场还处于初期阶段。 Markets and Markets数据显示,2017年全球伴随诊断市场规模为26.1亿美元,预计2018-2022年将达到31.3亿、37.6亿、45.1亿、54.2亿、65.1亿美元,2016年到2022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2.78%,显着高于全球IVD整体行业6%的增长速度。作为体外诊断市场发展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,伴随诊断在体外诊断市场的份额逐渐增大,伴随诊断占体外诊断市场占比由2010年的2.9%增长至2021年的14%。 2017年国内伴随诊断市场规模约15亿元,预计2020年将达到35.7亿元(5.3亿美元)。2012年到2020年年复合增长率为28%,这个增速不仅高于全球水平,也显着高于国内IVD行业约15%的增速。 当前伴随诊断市场处于起步阶段,增长迅速,预计未来随着新肿瘤突变发现、靶向药研发加速及新生物标志物的发现,市场将持续扩容。往后这类产品会随着靶向药适应症的扩大而进行补充申请或再申请,无论从检测项目、技术平台,还是应用范围,伴随诊断会越来越壮大,推动精准医疗的发展,让更多患者受益。 技术平台多样,新老并存,不会相互替代 从技术角度分析,伴随诊断可采用分子诊断、免疫组学、核磁共振等技术。在FDA批准的伴随诊断产品中,PCR(聚合酶链式反应)、FISH(荧光原位杂交)、IHC(免疫组化染色)、NGS(高通量测序)等形成主要核心技术。 传统FISH和IHC的检测样本类型通常为经过甲醛固定、石蜡包埋的组织标本(formalin-fixedparaffin-embedded, FFPE样品)。PCR和NGS则从组织活检延伸到液体活检,即既可以检测FFPE样品,又可检测血液样品。不过目前国内已经获批的NGS产品都还是FFPE样品,未来延伸到液体活检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。 参考美国2017年的数据,按照技术类型划分,PCR是伴随诊断的主流方法,占据约30%的市场份额。免疫组化(IHC)占据约17%,原位杂交(ISH)约16%,基因测序约12%。 从时效性、临床适用性和性价比来看,PCR是当前最适合的初筛平台。由于PCR操作简单、准确率高、成本低、出报告时间短等诸多优势,成为了临床应用最成熟的一类,占据分子诊断的主要市场。相比ddPCR的仪器限制和NGS需要送样、且解读时间需要一周以上的不足,PCR的高普及率和即时性难以被替代。但是缺点是通量小、自动化程度较低。 NGS是复合增速最高的技术平台,通量高、读长长、精确率高。以上所说的PCR、FISH,以及基因芯片,都只能用于检测已知突变,而NGS是基因组测序,可以检测全部位点,是检测多基因及罕见突变的理想方法。直到2016年,第一个基于NGS的产品才获得批准,但是其更广的检测项覆盖面,使其将会成为伴随诊断未来的发展趋势。 NGS在伴随诊断的发展前景很大,但眼下进院不易,注册证短期看有些鸡肋 NGS技术将解决突变丰度定量、罕见突变覆盖的问题,并基于肿瘤基因组特征定义新型肿瘤标志物。所以基于药企研发需求和药物发展趋势,NGS在免疫疗法上更占优势。 如在TMB检测方面,是其他平台难以企及的。TMB全称是“肿瘤基因突变负荷”,tumormutational burden,作为新型肿瘤标志物,是除了PD-L1表达之外,PD-1单抗第二个公认的高潜力标志物。说白了,就是看看病人肿瘤组织中到底有多少个基因突变。肿瘤组织中突变的基因越多,就越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异常的蛋白质。这些异常的蛋白质,就越有可能被免疫系统识破,从而激活人体的抗癌免疫反应,因此对肿瘤免疫治疗的疗效就越好。 然而短期NGS在伴随诊断上的应用面临一些尴尬。行业普遍情况是以LDT(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s)形式,把样品送到院外的第三方检测,并向患者直接收费。之所以如此,主要原因是大多数医院没有大规模开展NGS的条件,缺人才、缺设备。 所以短期来看NGS的注册证显得有些鸡肋,除了规避监管方面的合规问题,并不能帮助大规模进院销售。包括世和基因、燃石医学已经获批的企业在内,主要的盈利依然靠LDT模式。 当然,另一个层面则涉及到临床选择问题。NGS平台往往能提供终端医生更多的芝麻开门机会,若进院以后定价较高,则在院方和医生双重推力下可能获得快速发展。如果NGS的成本进一步下降至价格不敏感的位置,很有可能成为主流的检测方式。